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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通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綜合分析，揭示中國轉型的動力不僅來自國家政策，更源於農村與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擴張以及基層社會活力的釋放，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
文：王豐
老去與致富
1980年，一名在中國農村成長的15歲孩子，很可能有四、五個兄弟姊妹。仰賴乾淨的水源與基本的食物供應，他多半能順利長大成人，並接受至少小學教育，甚至可能再讀上幾年國中。當時雖然就學免費，但環境十分簡陋：教室裡往往缺乏像樣的桌椅，課本就算有也多半陳舊過時，而老師的學歷往往不比學生高出太多。這樣的孩子既沒見過電視，也未曾搭過火車，甚至連公車都沒有坐過。家裡會分得一小塊土地耕種，但若要增加收入，只能另尋零工或短期差事。
到了2020年，同樣來自農村的15歲孩子，平均大多只有一個手足，家中人口通常不超過三人。這一代自有記憶以來就看著電視長大，同儕全都上過小學，幾乎人人也都讀過國中。與四十年前只有二十分之一能考上大學的情況相比，如今同齡人中已有一半能進入高等教育機構。若這名15歲的孩子生長在城市，他便會是六百多萬名「獨生子女」之一，也是中國在「一胎化」實施三十五年間誕生的二億兩千五百多萬獨生子女中的一員。
中國為了追求快速的經濟成長，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環境是其中最明顯的一項，特別是在經濟起飛的前幾十年，中國的空氣、河川、湖泊與土壤皆遭到嚴重污染。然而，影響最為深遠的長期代價，卻落在人口政策上：大批家庭被迫只能生育一名子女。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中國將近三分之二的夫妻受到一胎限制。
這項舉世無雙、設計粗糙的極端政策一共持續三十五年，跨越整整一個世代。那些在1970年代末期順從一胎化政策的夫妻，到2015年政策終於解除時，已經年屆六十。隨著這一批獨生子女的父母逐年邁入老年，他們與子女所背負的壓力，無論在中國史或世界史上，其規模都前所未有。機器人、人工智慧與其他科技發明或許能減輕部分體力上的負擔，但卻永遠無法取代跨世代、乃至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連結。
在中國經濟轉型前夕，物資嚴重匱乏的陰影揮之不去，而同時大批青年正逐步邁入成年期。自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出生於1960年代初（即「大躍進」饑荒過後）的世代，陸續進入就學與就業年齡，隨後也將成為年輕的父母。在經濟機會日益不足的計畫經濟體制下，迅速成長的人口被視為沉重負擔，甚至是一種威脅。
養育更多嬰兒，代表會瓜分原可用於投資的資源。或許是因為1970年代降低生育率的相對容易成功，使中國領導人於1970年代末構想出一項截然不同卻極為短視的生育管制政策：一胎化政策。雖然決策者早已明白此政策將對中國家庭乃至整個社會帶來長期負面影響，但他們深信、並試圖說服全社會相信，這項非常手段乃屬必要之惡。
然而，中國的決策者與專研人口學的學者並未料到，二十世紀下半葉全球人口的迅速增長，其實只是人口史上的短暫一章。隨著健康條件改善與社會變遷（尤其在性別關係方面），全球各地不論文化、宗教或所得水準如何，生育率皆普遍下降。如今，全球已有超過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不足以維持人口規模的國家。中國已在2030年前邁入人口下滑時代，而這場下滑並非源自戰爭、饑荒或瘟疫。正因如此，與以往人口成長的中斷不同，這股趨勢將持續不止，且目前還看不到終點。
對中國而言，最常被提出的憂慮是「未富先老」。以2010年為例，中國跨入「高齡化社會」時，人均所得水準僅為日本在同一高齡化水準下的55％、南韓的38％，以及台灣的44％。隨著支撐中國經濟繁榮的人口紅利逐漸消退，中國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老化進程已然展開。65歲以上人口占比，從1980年代初不足5％，到世紀之交升至7％，並在2020年突破13％。由於1970年代急遽的生育率下降，以及自1990年代初以來持續低迷的生育水準，中國的人口老化正快速加速。
預估到2030年，65歲以上人口比例將達約20％，到2040年更將攀升至25％。這樣的速度，意味著老年人口比例從9％升至25％僅需28年，創下世界紀錄。相比之下，義大利需時70年，德國75年，法國90年，英國110年，美國則要130年才能達到同樣的水準。而日本達到此一水準用時35年，韓國則估計要花上30年，由此可見，即便是中國的快速老化的東亞鄰國，也難以與之相比。
中國不僅是「未富先老」，也是「一邊富起來，一邊老去」。2000年至2020年間，中國65歲及以上人口占比幾乎翻倍，從7％上升到13％；人均所得水準則從不到1,000美元攀升至超過10,000美元（依當年美元計算）。若以購買力平價計算，二十年間人均所得成長近六倍。
中國的繁榮時代始於農村，首先帶來的是快速增加且大幅改善的糧食供給。隨著人口更為健康（體現於平均身高明顯增加與預期壽命持續延長），新的健康風險與疾病也隨之浮現，這些情況在過去的中國非常罕見。童年時期的營養不良，加上突然出現種類繁多的食物供應，使肥胖、高血壓及糖尿病發生率快速增加。收入提升後過度消費菸酒，也導致肺部與肝臟疾病增加，並推升肺癌的死亡率。
此外，隨著乳製品、加工食品，以及含糖飲料與零食的大量湧入，近代中國兒童在成長過程中也開始面臨新的長期健康風險。正如第三章所述，7至18歲學童的超重比例在1985年至2000年間暴增28倍，而肥胖率則增加了4倍。這一現象在男孩身上尤為顯著，可能與重男輕女的文化偏好，以及獨生子女中男孩比例偏高有關。
到2000年代初，中國城市7至9歲男童的肥胖率已達12.9％，10至12歲男童則為9.1％；相較之下，在1980年代中期，這些比例僅為1％至2％。在7至9歲年齡層中，更有25.4％的男童和17％的女童被認定為超重或肥胖。早期世代在童年時期主要因營養不足而承受健康風險，而成長於繁榮時代的世代，則面臨截然不同的早期健康挑戰。
正如近四十年前中國的爆炸性經濟成長曾被嚴重低估，慢性疾病人口的急速增加同樣也長期遭到忽視。1984年，世界銀行在其首份關於中國醫療體系的報告中便指出，慢性病將成為未來數十年的重大挑戰。
該報告預測，到2010年將有1億1,000萬人（占15歲及以上人口的10.8％）罹患高血壓（140/90毫米汞柱）。然而，實際結果卻比預測多出1億3,000多萬人，誤差超過五成。根據中國官方標準，2010年代初，18歲及以上的成年人中已有2億4,450萬人（23.2％）罹患高血壓，另有4億3,500萬人（41.4％）被歸類為「高血壓前期」。
死因的變化，預示著醫療照護上的挑戰，以及醫療相關支出必然的增加。中國三大主要死因為癌症、心血管疾病與腦血管疾病，皆屬於非傳染性疾病（NCDs），而且其比重仍在上升中。這些疾病屬於慢性病，治療與照護的成本遠高於一般疾病，同時也會消耗工作年齡人口的資源。
1990年，這三類非傳染性疾病約占城鎮人口死亡的60％，農村人口則為45％；到2000年，比例上升至66％與52％；2010年則為69％與66％。至2020年，無論城鎮或農村，這些疾病合計已占全部死亡的七成以上。不僅非傳染性疾病的死亡率已升至每十人中有7人死於此類疾病，農村人口的比重也已追上城鎮，兩者之差呈現收斂趨勢。
非傳染性疾病死亡比例的上升，主因有二：一是此類疾病在整體人口中的發病率提高，二是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癌症，尤其是心血管與腦血管疾病，多半發生於人生後期，隨著人口老化，這些疾病的發病率勢必提高，死亡人數也隨之增加。隨著老年人口持續上升，未來死於這些非傳染性疾病的比例很可能還會更高。
隨著人口日益富裕，人們自然會期待能享有與生活水準相稱的社會福利與公共服務。而在高齡化社會中，醫療照護與公共養老金成為最迫切的需求。對中國而言，這些服務尤為關鍵，因為人口老化正逐步邁入「後期高齡者」（old-old age）的階段。與其他高齡化社會不同的是，中國相當高比例的父母僅育有一名子女，不少人自小更沒有兄弟姊妹。正如前一章已詳細討論，這樣的人口結構使政府在醫療與養老金方面承受格外沉重的財政壓力。
中國的再興？
一系列獨特的歷史條件，共同推動中國邁向繁榮時代。然而，隨著這個時代逐漸走向尾聲，一幕熟悉的景象再度浮現。過去數十年的經濟成長，主要得益於國家放鬆對經濟的箝制；如今，國家卻又重新收回那曾一度流失的權力。只是，這次的權力回歸，已不同於計畫經濟時代的失敗經驗。
政府不再直接制定生產配額與價格，多數勞動者也早已脫離政府的薪資體系。若僅從這些指標來看，國家似乎已不再直接掌控經濟，中國也似乎完成了向市場經濟的轉型。然而，這些指標所揭示的，其實只是片面的、甚至可以說是流於表面的圖像。
帝國的反擊
在繁榮時代的前半段（1980年代初至2000年代初），國家財政力量急速衰退。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從1980年的25％一路下滑，到1995年僅剩10％，之後於2000年回升至13.36％。然而在繁榮時代的後半段，這一比例卻迅速攀升，至2015年已達22.2％，並在其後持續維持在相同水準。
正如經濟學家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的分析所示，這一比例早已超過多數中等收入國家，甚至已與高收入OECD國家的平均稅收水準相當。然而，正如前一章所指出，中國的社會福利水準仍遠低於OECD國家。即便國家具備資源與意圖，其在再分配與回應民眾需求上的角色，卻仍難以稱得上是一個「社會主義」政權。
在國家與社會爭奪財富擴張的競逐中，國家顯然遙遙領先。整體而言，中國社會確實更加富裕，但若與民間所掌握的財富相比，國家的成長幅度更為驚人。那麼，中國仍可被視為社會主義國家嗎？若以政府控制的資產與財政收入作為衡量標準，諾頓的答案是肯定的。
雖然中國政府已不再對生產活動實行近乎全面的控制，但手中仍掌握龐大資產。土地依然為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等諸多資源亦然。到2010年代初，政府資產相對GDP的比值已高達300％以上，遠遠超過其他國家。即便扣除政府負債，2013年政府淨資產占GDP的比例仍達114％。
然而，這個比例僅是國家「回歸」之路的中繼站。2000年時，政府淨資產僅占名目GDP的80％；到2009年升至117％，2015年達146％，2019年更攀升至165％。雖然中國民間財富同樣快速累積，2000年至2019年間增幅高達16.75倍，超過同期名目GDP 9.84倍的成長，但仍落後於政府財富驚人的20.35倍漲幅。在這二十年間，中國的總體財富雖大幅膨脹，民間財富與政府財富的比率卻從2000年的3.83下降至2019年的3.15。
政府財富規模能持續擴張，主要源自其持有的大型企業。沒有人能預料，在歷經數十年致力於拆解計畫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後，中國的國有部門竟能逆勢崛起，登上前所未有的全球主導地位。1997年，在超過26萬家國有中大型企業中，有近四成處於虧損狀態，總赤字達666億元人民幣，而同年政府的財政收入僅8651億元人民幣。
十年後，至2008年，企業改革使國有企業數量銳減近六成，僅剩下11萬家。1995年至2008年間，國有單位雇員人數則從1億1260萬人減半至5740萬人。城鎮就業人口中受僱於國有單位的比例，從1995年的83.1％下降至2010年的30.5％，2018年更進一步降至僅14.7％。
企業數量與雇員人數的減少，並不代表國家經濟力量的式微。到了2010年代初，國有企業數量反而再度回升，更關鍵的是，國有部門在中國經濟中的地位顯著強化。2011年，國有企業資產價值相對GDP的比率已達145％，其營收更占中國GDP的四分之一以上。相比之下，俄羅斯僅為64％與16％。兩國雖皆歷經改革，但中國對經濟的掌控力之強，使得作為前社會主義陣營領頭羊的俄羅斯也相形失色。
中國的國有部門同時躍升至全球舞台，其今日之地位在短短數十年前幾乎難以想像。二十一世紀之初，中國僅有10家企業進入《財富》世界500強，占比僅2％；到2020年，入榜數量已增至124家，占全球近四分之一，超越美國的121家與日本的53家。其中絕大多數為國有企業：2005年有49家，2010年75家，2015年更達102家。
2005年時，中國僅有3家公司進入世界500強前100名，且無一家位列前10；到2020年，中國企業已占全球前100大企業近四分之一，24家中有22家為國有。自2010年以來，全球前10大企業中，中國企業穩占3個席次，且全數為國有企業。
中國國家部門在全球經濟中的力量，既可能是祝福，也可能成為詛咒。對能源、原材料、交通運輸、通訊及銀行等關鍵產業的直接掌控，賦予國家無與倫比的能力，不僅能用來引導國內經濟，也能在全球競爭中替自己定位。國有企業的龐大利潤，亦可用來彌補人口老化所帶來的養老金缺口。
然而，龐大的國企同時也帶來不少問題。雖然壟斷地位賦予它們某些優勢，但實際運作效率卻遠稱不上理想。最明顯的比較對象，是同樣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大型民營企業，它們占124家上榜中國企業的27％。2020年，這些民營企業僅掌握所有中國上榜企業16％的資產，卻貢獻了22％的營收；其利潤率是國有企業的兩倍，資產報酬率更高出三倍。相比之下，中國國有企業的利潤率僅3.5％，明顯落後於加拿大（9.1％）、美國（8.9％）、瑞士（8.3％）、英國（5.9％）及法國（4.3％）。
從長遠來看，國有企業的經濟影響力受限，不僅在於效率低落，更在於它們對產業發展所造成的箝制。正如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所言：「摧毀一個產業的最快方式，就是以國家壟斷來保護它。」國家對大型國有企業的壟斷掌控，絕非唯一，也非最具破壞性的問題。壟斷地位使這些企業得以支付更高薪資與福利，進一步埋下收入不平等的根源。
缺乏競爭，也使國有企業幾乎沒有動力去追求創新或提升效率。而最直接承擔代價的，往往是一般消費者與生產者，他們必須為原材料、能源乃至公共事業支付更高價格，只因這些企業仰賴國家庇護，其壟斷地位無可撼動。比起低效與不平等，更大的隱憂或許在於，國家壟斷正逐步侵蝕市場的運作機制，而市場不僅是商品交換的平台，更是孕育創意、知識與激發創新的場域。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國的豐裕時代：起源、崛起與餘波》，聯經出版
作者：王豐
譯者：郭乙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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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古根漢學者王豐教授著作
本書獲2025年美國社會學協會奧蒂斯‧達德利‧鄧肯獎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完成從貧困到繁榮的歷史跨越，數億人口告別匱乏，成為全球最大的中產群體，中國也由此崛起為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經濟與政治強國。
本書通過社會學與歷史學的綜合分析，揭示這場轉型的動力不僅來自國家政策，更源於農村與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擴張以及基層社會活力的釋放，重塑了世界經濟格局。
作者進一步指出，當前中國正面臨人口老齡化、社會不平等加深與政治權力集中等結構性挑戰，這一「豐裕時代」是否正在接近轉折點，未來走向將深刻影響全球秩序與人類發展路徑。
本書榮獲2025年美國社會學協會奧蒂斯‧達德利‧鄧肯獎，以表彰其在人口社會學領域的重大理論貢獻與國際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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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馮冠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