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賴志文

2026年4月下旬，新北板橋一處公寓因異味報警。警方破門後，發現一名男子已死亡多日，屋內患有失智症的母親仍在客廳生活。鄰居先前曾察覺異狀，但直到異味出現後，事件才真正被外界發現。

同月，台南發生一起高齡姊妹命案。一名84歲女性在長期照護壓力下殺害91歲臥床姊姊。案件引發的，不只是刑事討論，也包括外界對高齡家庭照護壓力與長照承接能力的質疑。

這兩起事件表面上不同：一件是失聯長時間未被發現，一件是長期照護壓力崩潰。但它們共同暴露的，其實是同一個制度問題：當家庭無法穩定承擔照護功能時，制度是否仍能持續識別個體狀態，並在風險轉化為事件之前介入。

近年，韓國部分地方政府擴大導入AI照護系統，嘗試處理這一斷裂。透過 AI 語音通話、通訊與設備使用異常偵測等方式，持續與獨居高齡者接觸；當出現未回應、活動異常或日常節奏改變時，再由行政與社福系統接手確認。這些做法並非單一全國制度，也未覆蓋所有高齡者，但它們共同指向一個方向：即使家庭接觸已經鬆動，個體仍有機會透過持續接觸機制，被重新帶回照護系統之內。

在此對照下，台灣長照體系的設計，仍主要以家戶作為責任與資源分配單位。制度透過申請與評估機制啟動服務，並預設家庭將持續承擔照護功能。然而，一人戶已成為台灣占比最高的家庭型態，少子化與家庭規模縮小持續發生，風險也愈來愈以個體形式出現，但制度的運作前提仍建立在家戶能穩定運作之上，制度便可能因家庭功能鬆動，而失去持續接觸個體的能力，使照護難以在風險惡化前介入。

這意味著，在既有設計下，制度並不是先發現需求，再提供服務；而是需求必須先被表達，制度才會開始運作。當家庭無法提出需求、個體也無法主動求助時，即使制度存在，照護仍可能長時間無法啟動。

因此，需要檢視的，不只是長照資源總量，而是三個更基礎的條件：第一，照護責任是否能被穩定承擔，而非長期壓縮於單一高齡或高壓個體；第二，需求是否能在風險累積前被識別，而不必等待申請或事件發生；第三，個體狀態是否能被持續掌握，使失聯、失能或照護崩潰不致長時間停留在制度之外。當上述任一條件失效時，即使制度存在，照護仍可能在運作上中斷。

家戶仍是分配單位，但照護已不在家戶內穩定發生

台灣長照體系的運作，仍建立在家庭作為主要承擔單位的前提之上。即使在近期推動的長期照顧十年計畫3.0中，政策定位仍以支持家庭照顧者為核心，而非取代其角色；在實務上，部分負擔比例與資格認定仍與家庭條件連動，而長照服務也多以支持與補充家庭照護功能為前提。

這一前提在家庭結構穩定時具有合理性。然而，人口結構的變化正在削弱其成立條件。近年統計顯示，台灣一人戶已成為占比最高的家庭型態，家戶結構正持續單人化；同時，總生育率長期低於1，持續落於國際上所稱的超低生育率區間。這意味著不僅家庭規模持續縮小，可承擔照護的人口也同步減少。

即使生育率出現短期回升，其影響仍需數十年才能轉化為可用勞動力。例如2026年出生的人口，至少需至2040年代中以後才可能進入勞動市場，更晚才可能成為照護者。換言之，生育率變動無法在當前長照需求發生的時間尺度內提供支撐。

與此同時，勞動結構也限制了家庭重新吸收照護責任的能力。雙薪家庭與高工時已成常態，使家庭成員即使存在，也難以長期承擔高強度照護。

在此結構下，制度仍預設家庭會持續承擔照護功能，但實際照護壓力卻愈來愈集中於少數個體身上。當照護長期壓縮於一人時，其可持續性便將取決於個人的身體、時間與心理承受能力，而非制度本身。

2026年4月的台南高齡姊妹案件，即是在此條件下發生：照護責任長期集中於單一高齡者，最終轉化為不可承受的負載。這並非單一個案，而是當家庭作為承擔單位無法穩定運作時，制度未能提前接手的可能結果。

只要家庭無法穩定運作，制度便可能失去持續接觸個體的能力，使風險長時間停留在制度之外。

需求錯過制度：申請成立前，風險卻先發生

當照護責任無法穩定承擔時，需求未必能被即時轉化為申請。台灣長照體系的運作建立在申請與評估機制之上：個體需提出申請，經失能評估後，方能進入服務流程。這一設計使資源得以分配與控制，但也意味著，需求必須先被表達，制度才會開始運作。

然而，風險的發生並不遵循這一節奏。失能、突發疾病或照護能力崩潰，往往早於申請與評估前出現。當個體缺乏申請能力，或無人替其提出需求時，制度即使存在，也無法被啟動。

2026年4月的新北板橋事件，即顯示了這一落差：一名男子死亡多日後才因異味被發現，在這段時間內，並不存在「服務被拒絕」的問題，而是沒有人重新確認這個家戶是否仍正常運作。

這正是目前長照入口最核心的限制：制度並不是在需求發生時自動啟動，而是必須先有人把需求轉化為制度可辨識的形式。當家庭無法穩定運作時，個體也更可能失去把需求轉化為申請的能力。照護責任的鬆動，不只影響服務持續性，也影響制度本身的啟動條件。

因此，問題不在於制度完全缺乏資源，而在於最需要照護的人，往往也是最晚被納入制度的人。當入口完全依賴申請時，部分高風險個體可能在事件發生前，長時間停留於制度之外。

當家庭無法承擔、制度無法識別，誰負責讓人被看見？

韓國近年的部分AI照護試辦，處理的則是更前端的問題：當家庭接觸鬆動、個體沒有主動申請時，制度是否仍能持續確認其存在狀態。

其做法並非以AI取代照護者，而是建立持續接觸與異常識別機制。部分地方政府與電信、平台或科技業者合作，透過AI語音通話、智慧音箱與基礎行為資料分析，持續確認獨居高齡者的日常狀態。例如系統會定期詢問飲食、睡眠與活動情況；若長時間未回應，或日常使用節奏突然中斷，再由行政與社福人員接手確認。

這類機制的關鍵，不在技術本身，而在制度識別方式的改變：它使「是否需要被接入制度」的判斷，不再完全依賴個體主動申請。

在此設計下，個體即使尚未正式進入服務流程，制度仍會透過定期通話等接觸方式，持續確認其狀態。換言之，制度不再完全等待需求被提出，而是在接觸中斷或異常出現時，更早發現高風險個體。

其重點不在增加多少照護量，而在於讓接觸中斷，以及有需求卻尚未被納入制度的個體，能更早被識別。制度的作用，也從單純事後回應，逐漸轉向風險尚未外顯前的持續識別。

但這種轉變並非沒有代價。當制度開始承擔識別功能，隱私、誤判與行政負擔也會同時增加。若缺乏對象限制、介入門檻與資料使用界線，主動識別也可能從安全機制轉化為新的監控壓力。因此，其可行性不在全面監測，而在於透過低頻率但持續性的接觸，使高風險族群在出現異常時，能被即時確認。

這也意味著，韓國的AI照護不應被理解為技術面的升級，而是一種制度識別機制的重新設計。它並未解決少子化、人力不足或家庭鬆動本身，但它試圖補上一個原本被預設由家庭承擔的功能：當家庭失效時，仍有人負責讓個體被重新看見。

不是取代家庭，而是補上主動持續識別

綜合以上，當前長照體系真正出現斷裂的，未必是給付本身，而是制度的啟動與識別條件。家戶仍是資源分配與責任設計的核心，但風險已逐漸以個體形式發生；當入口高度依賴申請，最需要照護的人，往往也是最無法被納入制度的人。

這意味著，調整方向未必是全面改變承擔單位，而是補上家戶失效後的持續識別機制。在沒有家人、沒有主動申請、沒有穩定接觸的情況下，個體是否仍能被定期確認，並在異常出現時被重新帶回照護系統之中，將決定長照是否能在事件發生前開始運作。

在少子化與一人戶趨勢下，當家庭功能逐漸鬆動，制度是否仍能持續接觸那些停留在制度之外的高風險個體，將成為長照系統能否在社會事件發生前開始運作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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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林采霓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