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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荷戰爭的背後，是帝國海權、殖民秩序，以及島嶼命運的全面衝撞。帝國邊陲的烽煙，如何在九個月圍城中改寫島嶼命運。失敗者提筆自辯，將官僚遲疑與權力傲慢攤於歷史之上。
文：翁佳音（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導讀】老書重版再讀，會有驚奇新發現
撥開本書的雲霧與迷思
通常有興趣研讀臺灣歷史的人，大概會知道有這本荷蘭臺灣末代長官揆一（Frederick Coyett, 1615 ?-1687）等人的《被貽誤的福爾摩沙》（’t Verwaerloosde Formosa）自辯書。
此書出版於一六七五年，十九世紀初臺灣再度成為國際議題時，又被重提出來，當時荷蘭海外宣教史料的編纂胡婁特（J. A. Grothe）研判署名「C. E. S.」之作者，應是Coyett et Socii，意即「揆一及其同僚」的拉丁文縮寫，此說大概少有人否定。
二十世紀之交，蘇格蘭長老會甘為霖牧師（W. Campbell）將全書大部分，連同胡婁特刊行的臺灣宣教史料等文獻，英譯編輯成《荷蘭統治下的福爾摩沙》（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1903），自此之後其他版本的英譯、日譯以及中譯專書或文章續出，估計十種以上。
由此可想見本書名氣之大，以及研究上的重要性。
未導讀本書前，先講點輕鬆有趣的事。
我曾見一位國內頗有政治名氣的書販，他在Facebook寫說看到日本古籍交易目錄上有荷文原版古書，查詢得知國內無館藏，連中國主要圖書館亦缺此書。因此他毅然不惜高價收購那個「兩岸唯一孤本」，並堅信他是國內唯一曾將這本珍貴古籍放在手中仔細欣賞的人。後來他轉賣給中國泉州某博物館，此書因而被中國文物局評為「國家一級文物」。
我先講這個讓專業人士直呼膨風誇大之事，用意不在指責與嘲諷，反而是藉此點出長期以來，「荷蘭時代」的文獻與研究，在一般文史界中似乎充滿迷思與難能一窺的雲深不知處，因此留有不少可供信口雌黃的空間。撥雲見日，應是要緊之事。
現實上，此書荷文古本早在日本時代就已由總督府圖書館（現為國立臺灣圖書館）購存，二〇〇〇年前後我協助過臺灣歷史博物館購買一部，我一位著名收藏與研究民族物質文化的長輩好友，很早以前就存藏一冊。國內其他單位或收藏專家我不知道的，應該還有。所以，這本書其實沒那麼神祕與絕無僅有，談不上是所謂的稀罕孤本祕籍。如今，我們甚至可在網路上下載這本古籍的清晰高檔全文。
本書主要內容
譯者已在〈譯序〉大致說明了本書內容，我只稍作補充，讓讀者能更清楚本書大概。嚴格而言，以前古書的書題通常很長，洋文古籍目錄也大多收錄全稱。全稱一開始為：「被貽誤的福爾摩沙，或東印度荷蘭人如何被貽誤而遭中國官員與海賊國姓爺突擊、占領以及奪去之真實故事」。
書題接著講內容有兩卷（部），〈譯者說明〉中有節譯題目名，卷二是「華人突臨臺島，熱蘭遮城被圍，以及圍城時期雙方戰爭的展開」，可惜漏了「圍城期間雙方發生之事，兼述華人對牧師、學校老師與荷蘭人所犯之暴戾、蠻橫重大事件」之「敏感」字句。書題最後則為「附錄：第一卷之被貽誤二十件明確證據；第二卷之被貽誤十六件明確證據」。
書題冗長，但國內通行書名是簡寫化的「被遺誤之臺灣」或「被忽視之臺灣」。荷文Verwaerloosde語意確實是「被忽視」，但也指某事因當權者玩忽職守誤判局勢而遭致損失，揆一及其同僚的法庭自辯書宗旨在此，即力辯臺灣被占領，是來自巴達維亞城當局的怠忽而錯失援救機會。翻譯成「被遺誤」算滿合乎題旨，不過照中文語法與習慣，似乎用「貽誤」較貼切。
荷語本於一六七五年出版後，旋即有德語（一六七七、一六九六），以及一七〇二─一七〇六、一七二五、一七五四年收錄於《航海叢刊》（Recueil de Voyages）的法語譯文問世。十九世紀後半葉，因德、荷、英等國基督新教再燃起東亞海外宣教熱情，本書又重新被注意，因此有蘇格蘭長老教會甘為霖牧師的英語非全譯。
稍後，臺灣總督府雇請荷蘭鹿特丹人Pierre Martin Lambach試圖進行全譯，於一九二三年用打字油印本發行。接下來，就是日本人分別從這兩部英譯翻譯，如谷河梅人（一九三〇）、平山勳（一九三四─一九三五）。戰後，有魏清德（一九四八─一九五二）、李一冰和李辛陽（一九五五），以及周學普（一九五六），其中，魏氏是從日譯文轉譯而成。
再來，有中國廈門大學鄭成功歷史調查研究組（一九六二、一九八一）、Inez de Beauclair（鮑克蘭，一九七五英譯）、生田滋（一九八八日譯），以及前衛出版社分別於二〇〇三、二〇一一及二〇二〇年印行的譯本。以上所舉這些翻譯版本梗概，應可在臺灣書誌目錄，或Google網路中獲得相關資訊，我就不多談。概要而言，各版譯文若非缺兩卷正文某些章節，就是缺〈附錄〉，或〈附錄〉中的某些證據文件，甚至是隨書刊出的「精美圖片」。
此書為何值得重版？
儘管揆一這本書有多達十種以上的各種語言譯文，國內多年來仍不斷有人呼籲學術界應該從荷蘭原文直接翻譯，以避免不必要的誤譯與超譯。可惜這種期待，目前可能有點不太實際。雖然目前懂荷文的研究者已有一定數目，而且大家也逐漸了解荷語與德語親近，十七世紀荷語屬近代初期語言，並非所謂難解的「古」荷蘭文，迷思應已漸退。
然而，一方面是翻譯作為學術界升等的積分非常低，更重要的，我個人經驗認為翻譯比寫論文困難數倍。寫論文遇不懂的地方可跳過，翻譯是實打實，無法躲逃。翻譯荷蘭時代的文獻或檔案，譯者需具備近代初期（十六到十八世紀）東亞與歐洲歷史基礎知識，尤其有關制度、法律以及地名等方面。
坦白來講國內學界先天不良、後天失調，論文多專注於「原創、國際性」等專題，因此這個基礎工作不穩固與被忽視，影響到此時期的歷史重建。
例如本譯書中的荷蘭商人，或「商頭」（head-merchant），有些翻譯則作「商務員」、「上級商務員」，荷語koopman、opperkoopman，字面是商人沒錯，但在東印度公司（ＶＯＣ）制度裡面，是位高權重的商務官、高級商務官。
公司規定商業或政治決策，需由巴達維亞總督、當地長官或商館長、司令官在各地殖民地或商館，與商務官評議員們舉行評議會（Raad）討論與決議（也因此，本書是揆一長官與評議員們共同著作的自辯書）。東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的法令Plakkaat，等同於英、法語的placard，相當於中文的張貼曉諭，都會雙語張貼於市街中，可惜目前學界的翻譯詞彙，很難展現這樣的特色。
又如書中第六七頁的「鄭爺（Sangae）的中國官吏」，譯者引前人研究註解為鄭成功族親「戶官鄭泰」，現在學界也都維持此說。鄭泰俗稱「祚爺」，歐語文獻多拼為漳州腔的「Saujae」，本書誤拼成Sangae。荷語文獻有關臺灣與中國人名、地名誤抄頻見，若不花點時間去考訂糾謬，實質已造成歷史偏頗。
文獻常出現的Souija / Souya / Soya，學者依樣畫葫蘆多譯為「祚爺（鄭泰）」，然而回到文脈可知這是指閩粵沿海總兵的「總爺」。就如文獻有「一官」，不一定全都指鄭芝龍。明乎此，或許會讓我們在理解臺灣早期史之際，不會偏聽偏信泉州南安系統的鄭氏家族。
地名的核定也相當重要。如第一〇三頁有「顯係橫行之海盜或在澎之莠氓，假余名義之所為」，「海盜」的原文是「Autingpoise Roovers」，譯文多漏掉「Autingpoi」地名，此地是廣東潮州屬的「鷗汀背」，明朝末期潮州系統的漢族活躍於澎湖與臺灣本島，歐文文獻有記載，可惜就是因地名沒正確翻譯出來，致使此方面下的事實隱晦不彰。
又如書中提到荷蘭公司在鄭軍攻打臺灣時，下令Zant與Patientia兩溪間的居民拿武器到Favorlang防禦。這三個地點實況化，就是新港溪（今臺南鹽水溪）與臺中大甲溪之間的居民，匯集於虎尾壠（雲林西螺、崙背）。其實，若進一步閱讀江樹生譯註《熱蘭遮城日誌》並再三核實地名，我們將可發現當年鄭荷之戰，不是僅局限於臺南安平與府城而已。
既然一時之間期待由荷蘭文直譯成中文可能是奢望，那麼可退而求其次讀舊譯本。事實上，新譯本也不一定是後出轉精，反而早期翻譯有他的特色，保留舊觀點。譯者之一李一冰屬文藝界，所以本書文筆甚是典雅，而且儘管是用英譯本轉譯，譯者卻採取傳統史學方法進行版本參照與刪補、註解，應該是喜好史學研究者愛用的翻譯版本之一。
譬如我看到譯序不厭其煩提到高路德（我譯為胡婁特）考證出作者C. E. S.就是揆一等人，就覺得比一般學者老實。又本書也清楚譯出「臺灣」（Tayouan）與「福爾摩沙本島」（Formosa）的區別（參見五五頁等處），這很重要。
當時公司城街所在地的「臺灣」（今臺南安平），最近二、三十年來被學界改成「大員」，導致空間的斷絕與連續呈現混淆，翻譯隨之也會出問題。
我先前讀A. Montanus一六六九年刊的《東印度公司遣使日本將軍幕府紀念誌》（Gedenkwaerdige Gesantschappen der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 aen de Kaisaren van Japan）日譯本時，看到書中講鄭成功與臺灣關係的章節中，突然迸出「九年前就計畫與住在臺灣的臺灣人與中國人背叛與奪取荷蘭人的城堡」之敘述。
連英譯本（Atlas Japannensis《日本誌》）也大致一樣：「Coxenga had above nine years ago design’d with Tayovans and Chinese that inhabited Formosa, to betray and take the Fort Zelandia from the Hollanders」，迄今仍無人質疑，很直接的現場史料！
當時就有臺灣人與中國人區分，這是何等大事啊！謹慎的史家會冷靜再參照荷文，原來是指住在「臺灣」與「福爾摩沙本島」的華人（de Taioansche en Formosaenshe Chineesen），與原住民無關。翻譯若不釐清現場，治絲益棼，治史更亂。
若干修訂與閱讀建議
出版之際，出版社原本保留原樣，但鑑於當前荷蘭時代的歷史名詞凌亂，常讓讀者不知所從與不知所云，所以我建議不妨將確定的譯名如「長官」、「熱蘭遮城日誌」、「決議錄」，以及「商務官」等等保留。地名、人名方面，除前面提到之外，如著名Pyn-apples地點，其他譯本譯成「鳳梨園」，但荷語鳳梨是ananas，所以實況化為「林投園」；Bockenburg為有名的「羊廄哨崗」。
中國地名Ingelingh海灣，是指泉州永寧。因手癢，我也順便改正若干拉丁文的拼音與翻譯。其餘則是本書原先的書名《鄭成功復臺外記》，是「克臺」，還是「復臺」？長久以來是爭端議題，各有憑據，想要一槌定音，無異於竹籃打水。
如前面再三重複的，本書是法律辯護文類，所以我不建議讀者從第一頁開始看，很無聊。喜歡了解原住民的，就看第一卷；喜歡看戰爭的就看第二卷。喜歡想像歷史家是「老吏斷獄」，不妨看正文有標「詳情具載於書末證據第×號」之處，然後兩相對照判斷誰是誰非。
當然我也不反對讀者跟專家一樣細讀，其實細讀會有意外發現，譬如讀到「為國內戰爭所驅逐的大批華人，都被趕到福爾摩沙來……大量的米和糖生產出來，不僅足以供應全島的需要，並且每年得有剩餘可由海道輸出印度諸國」，原來荷蘭時代連米也外銷國外，與現代學者論文說當時米糧不足要靠進口互異，歷史研究就是這樣爭吵、趣味。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1661臺島開戰：鄭成功與荷蘭長官的最後博弈》，聯經出版
作者：C. E. S
譯者：李一冰
繪者：李辛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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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手戰爭實錄╳權威公文書證╳深度民族誌觀察
從鹿耳門開戰到熱蘭遮城陷落，重返福爾摩沙失守前夜
鄭荷戰爭的背後，是帝國海權、殖民秩序，
以及島嶼命運的全面衝撞
帝國邊陲的烽煙，如何在九個月圍城中改寫島嶼命運。
失敗者提筆自辯，將官僚遲疑與權力傲慢攤於歷史之上。
從砲火、公文到藍色帳篷裡的談判，一場文明交鋒的現場實錄。
在福爾摩沙的潮聲之間，重返臺灣易主的關鍵時刻。
在勝者史冊之外，還有另一種聲音
三百多年前，一位被流放的長官提筆自辯，也為一座島嶼留下歷史見證。1675年由荷蘭末代駐臺長官揆一與同僚撰寫的《1661臺島開戰》，是研究17世紀臺灣、荷蘭與南明鄭氏政權、島嶼早期社會樣貌的第一手文獻。回望那場決定臺灣命運的圍城戰，該追問的並非單純的軍事勝負，而是失守是否早已註定？
戰爭開始前，勝負早已暗中傾斜
1661年春天，鄭軍穿越鹿耳門水道正式對荷開戰，荷蘭主力戰艦爆炸沉沒，熱蘭遮城被全面包圍。城內防禦失當、糧盡援絕，傾軋與私怨盛行；城外則透過勸降、圍困與戰術攻擊步步逼近，最終以十八條條約畫下句點，1662年初荷蘭退離臺島。從砲擊、海戰到談判，本書幾乎以紀錄片般的視角，重現這場改變臺灣命運的最後對決。這是鄭軍攻臺的紀錄，也是關於帝國治理的反思：當資訊被篩選、權力拒絕承認錯誤，災難便悄然生成。
地緣政治、權力決策與歷史轉向塑造島嶼命運
《1661臺島開戰》審視了帝國敗亡之後，臺灣從海上貿易據點走向區域政治與軍事戰略中心的歷史轉折。而三百多年後，臺灣依然面對地緣政治的角力與局勢變動。書中提醒我們，歷史留下勝負的答案，也發出需要反覆思索的課題：當關鍵時刻來臨，一個政權或社會能否看清現實、回應變局，並把握改寫命運的契機？
本書特色
- 經典譯本全新校潤：全書重新修訂、潤飾，並核校歷史名詞與時代語境，兼顧經典韻味與現代閱讀流暢度。
- 第一手戰爭實錄：由荷蘭及鄭成功交戰當時躬親陣前的長官自述，其翔實繁富程度遠非後世學人著作所能及。
- 權威公文書證：書末以當時荷蘭政府的官方文卷（如記事冊、往來函件、通航證等），作為書內所述事實的佐證，具備極高的史料價值。
- 深度民族誌觀察：本書提供了荷蘭人來前，臺灣原住民政治結構與社會生活的珍貴素描。
- 對於想深入了解先民開疆闢土偉績，以及鄭成功軍略政術的讀者來說，本書是求證於海外史料的必讀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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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