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中AI競爭陷入安全與發展的兩難,雙方因互不信任而致透明度僵局。為避免風險失控,應借鏡核武管制經驗,建立可驗證、具課責性的國際治理機制,以多邊合作制衡單邊權力擴張。
Open AI、Anthropic與Google DeepMind等企業將人工智慧風險與核戰、大流行病並列。但是,作為積極擴張模型與市場的公司,如今卻同時以風險守門人自居,各界關心的是:誰有資源掌握算力與資料、誰有權力制定規則、最終是誰承擔代價?
風險示警的政治轉向:從王室會議到白宮分歧
技術不會自行決定歷史走向。2026年9月17日,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與輝達、Google DeepMind、Open AI及Anthropic等企業領袖討論人工智慧治理,既肯定其醫療潛力,也警告「存在性危險」。
這場會議至少顯示,人工智慧風險已由企業與學界辯論進入政治議程;而當風險成為政策議題,隨之而來的便是安全、創新與競爭利益之間的取捨。
同年7月,中國月之暗面推出Kimi K3後,白宮內部對追查模型蒸餾、制裁與市場影響出現分歧。史丹佛大學發佈的《2025 人工智慧 Index》(The 2025 AI Index Report)顯示,2024年美國私人人工智慧投資1091億美元,近中國93億美元的12倍;重要模型數為40對15,但雙方主要基準差距已由2023年的兩位數縮至近乎持平。
數據顯示,美國仍具資本與產出優勢、中國則快速追近。面對安全與競爭利益彼此交織,美國應當調整不同的開放尺度,提出具備一致性、且可管控風險的機制。
安全的話語持續凌駕於治理
這種安全與競爭交織的邏輯,正在辯論中逐漸成為制度性措施。美國自2022年10月限制中國取得先進晶片與製造設備,翌年擴大設備類別,並把授權要求延伸至另外21個受武器禁運國家。管制雖有安全理由,也顯示自由市場可能止步於優勢受挑戰之處;與此同時,科技巨頭對資料、算力與平台各個角色,同樣面臨接受問責的挑戰。
相較之下,中國以國家戰略統籌發展,呈現另一種權力集中的模式,更不可能輕言放手。國家網信辦資料顯示,截至2025年底已有748款生成式人工智慧服務備案,435款應用或功能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