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李佳驊新作《我的爸爸是死刑犯》，聚焦死刑犯子女的生命故事。本片凝視其身兼加害與被害者家屬的身分矛盾，與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湧的內心世界，描繪一則「父子相愛卻不願相像」的悲劇。
爸爸殺了媽媽，孩子算是加害者家屬，還是被害者家屬？當社會面對死刑議題時，習慣切成加害者與被害者兩端，可是當這個悲劇情境真實發生在紀錄片《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其中一名主角宜修的人生裡，他要如何看待這一切？
「加害人跟被害人的界限，其實沒那麼清楚」導演李家驊說。
這不是李家驊第一次把鏡頭對準死刑。2008年擔任《國民殺人記事》副導演以前，他形容自己完全是「司法小白」，原本也支持死刑，但開始閱讀蘇建和案等資料、進一步理解死刑制度後，原本的理由逐漸動搖。
他回頭檢視自己過去支持死刑，是希望被害者家屬可以過得更好、希望降低犯罪率，也期待一個有效率的司法法治；多年後反對死刑，理由還是同一組。「我想要受害者家屬過得更好，我想要降低犯罪率，理由是一樣的。」
從《我的兒子是死刑犯》一路拍到《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李家驊真正想理解的，也逐漸不只是「死刑該不該存在」，而是當一個人犯下最嚴重的罪，刑罰落下之後，那些沒有犯罪、卻和他共享同一個家庭的人，後來怎麼活下去。
為什麼又回來拍死刑？從「兒子」到「爸爸」
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時，李家驊找了將近50名真正接觸過死刑制度的人，包括加害者、被害人家屬、法官、檢察官、律師、獄警等，希望所有材料都是「第一手」。最終約20多人願意接受拍攝，真正被剪進電影的只有10人。
他後來發現，作品雖然試圖從第一手經驗理解死刑，最後仍比較像在「談制度」，沒有真正進入他想拍的死刑周圍的人的生活。
李家驊也一度認為，拍完這部就要離開死刑主題，因為過程中的情緒勞動太大，「沒有一個人講這件事情是開心的，太沈重了」面對受害者家屬、加害者家屬，看著受訪者在面前哭，或者有時聊半年最後仍不能拍，讓他不斷懷疑「我幹嘛要做這件事」。
後來他遇見死刑犯的孩子。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這題早在2016年就曾出現，當時李家驊原本想拍另外兩名死刑犯的未成年孩子，但討論後認為可能造成傷害，放棄轉拍攝死刑犯A的父母，成為第一部《我的兒子是死刑犯》。
多年後李家驊先認識一名死刑犯的家屬，對方看完前作後告訴他，從沒想過有人會從他（加害人家屬）的立場說話，李家驊後來又在工作坊遇見《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主角宜修，竟然就是他曾關注過的死刑犯鄭武松的小兒子，聊過之後，他下定決心要拍出這個故事。
Photo Credit: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劇照
我的家人是死刑犯，孩子跟父親有何不同？
拍完兩部片後，他發現死刑犯父母和死刑犯子女承受的東西很不一樣。
父母容易陷入「是不是我把孩子養壞了」的自責，為了讓自己活下去，有些父母甚至會形成旁人難以接受的防衛機制，例如合理化孩子的犯罪、貶抑被害者，甚至用宗教或附身等理由解釋，「父母被孩子做的事情折磨，但是孩子不一樣，孩子多是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的三名受訪者，在第一次共同拍攝時，劇組先製作三段短片，交代各自父親的案件，原本只是希望讓三人理解彼此背景，沒想到看完影片三人的共同反應竟是「原來我爸的故事是這樣」
李家驊才意識到他們並不知道自己的父親犯了什麼案，事情發生時年紀太小，家中長輩為了「保護」孩子選擇不說，到監獄探視父親時，父親可能也因羞恥而不談。孩子不知道怎麼問，法律文件又艱澀，因此他們對父親案件的理解往往只是從家人隻字片語或媒體報導拼湊而來。
「他們人生裡比較多的困惑是，為什麼這件事情發生在我身上？為什麼我爸爸會做這麼可怕的事？那件事情到底多可怕？比較多的是困惑、理解、不理解，然後不安全感——就是這世界怎麼這樣？這件事情來得莫名其妙」
不是死刑犯的孩子就「比較不痛苦」，是痛苦的來源不同，李家驊說，「我在拍《我的兒子是死刑犯》時是愁雲慘霧，直接寫在臉上；在拍《我的爸爸是死刑犯》時我覺得是雲淡風輕，可是是海面平靜無波，下面是暗潮洶湧。外面的人可能看不出來，甚至他們自己可能都不知道，自己經歷的事情讓他們多痛苦。」
當爸爸殺了媽媽：他同時是加害者、也是被害者家屬
以《我的爸爸是死刑犯》主角宜修為例，他的父親殺害母親，他既是死刑犯的孩子，也是被害人的孩子。「加害者家屬」與「被害者家屬」兩個通常被放在對立位置的身分，在他身上成了同一件事。
李家驊說，外界談重大刑案時，習慣把加害者與被害者劃在界線兩端，但現實往往複雜得多。「他媽媽被殺，所以他是被害者家屬」，可是當宜修需要處理父親的事情時，迎面而來的是「你爸是殺人犯」的指控和標籤。
「加害人跟被害人的界限，其實沒有那麼清楚。」宜修知道父親犯下不可挽回的錯，卻也無法因此抹去父子關係。更深的矛盾甚至延伸到他如何看待自己，雖然他常說「我過得很好」，工作、結婚、跟父母兩邊的親戚關係都不錯，也會主動找哥哥姊姊去看爸爸，可是往下挖才逐漸看到父親犯罪留下的東西仍在影響他。
尤其當宜修在親密關係裡遭遇嫉妒、失去、安全感等情緒時，曾以非常激烈的自傷方式處理情緒，這讓導演開始看見更深的父子關係。
Photo Credit: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劇照
「這個看起來很輕描淡寫的故事，是個很深的悲劇。全世界最慘的父子關係是什麼？就是爸爸害怕兒子變成自己，兒子最大的恐懼是變成爸爸。這是一對父子相愛，但是希望彼此都不要相像的故事。」
某一次入監拍攝時，父親鄭武松就曾對著導演說，他害怕孩子步上自己的後塵。不過宜修也曾對著鏡頭坦言「如果我爸真的還有機會出來，無論如何都會養他照顧他」這些會客時說不出口的話，是李家驊看在眼裡感到複雜又心疼的故事。
Photo Credit: 《我的爸爸是死刑犯》劇照
拍紀錄片是想戰鬥還是想對話？
李家驊坦言，他早期開始參與死刑議題時「很兇」，不只在網路上筆戰，受訪時也會直接說「支持死刑只是種不動腦的膝反射」之類的，可是多年後回頭看會覺得這對運動沒有幫助，其實在把人推得更遠。
他因此重新問自己：「如果要對話，那對話的前提是什麼？」答案變成先理解對方，「我覺得對方都不聽我的想法，可是我有聽過對方的想法嗎？」
他重新檢查自己當年支持死刑的理由時發現：
「我支持死刑的理由是希望受害者家屬過得更好、想要降低犯罪率……我現在反對死刑的理由，是我想要受害者家屬過得更好，我想要降低犯罪率，理由是一樣的。其實支持死刑跟反對死刑的人想做的事情是一樣的，只是途徑不一樣。如果是這樣，那為什麼要吵架？」
因此這次李家驊仍然有自己的立場，也沒有假裝中立，但希望作品從單向輸出變成「對話的邀請」，「如果我們希望作品是對這個世界有一些正面的推動力量，我一度很害怕的是，我沒有幫上忙，而是帶著好意做壞事。我會不會以為我在幫大家更了解這件事情，可是我反而讓大家更不願意溝通？」
李家驊承認自己的立場並沒有因此改變，「我沒有變，我還是覺得我比較有道理，覺得我做了比較多功課」但差別是，他現在認為如果想說服另一個人，就有義務先理解對方的感受。
功課還是沒有做完，但是必須先回到自己身上
李家驊自己原本想成為廢死運動「側翼的側翼」，幫第一線的人擋幾顆子彈，讓他們可以再往前衝一點。但作品完成、上映後，他形容自己的感覺是「我好像還在登陸艇上就被擊沉了。」
固然有票房不如預期的挫折，更大的問題是他不知道作品究竟有沒有真正促成理解與對話。
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李秉芳
另外李家驊自己也感覺到一種身為紀錄片工作者的兩難，因為他要長時間和拍攝對象相處，甚至成為朋友，他原本認為別人願意把人生最重要的一段經驗交給自己就應該珍惜，但拍到後來，李家驊開始懷疑這是不是一種自欺。
在片中，主角宜修在某次傷害自己，他得知消息後第一個反應是「搞屁啊」擔心朋友，接著是打給攝影師通知準備出機拍攝。李家驊一臉苦笑的說，「好朋友出事，一般不會出機的吧？」「拍紀錄片最怕的就是沒事發生，因為你沒東西拍；但最怕的也是有事發生。」
那天拍完回家後，「我就覺得，我真的是個爛人。」也是那一次他很確定「我不會再拍紀錄片」他不認為紀錄片本身有問題，也不是覺得自己傷害了受訪者，但他自認無法好好消化這種雙重角色，「有些人可以把這件事處理得很好，我覺得是個性的問題…我不覺得我有對不起對方，我只知道我不適合。」
李家驊的拍攝倫理，是「人在作品前面」，一般紀錄片通常在拍攝前簽署拍攝同意書，但他的習慣是讓受訪者在看過粗剪後再簽，因為一個人在拍攝開始前根本不知道這幾年的生命最後會被剪成什麼，因此他會先告訴受訪者，依照自己的判斷，影片公開後可能遭遇什麼影響再讓對方決定。如果雙方對某段內容有歧見，他會試著說服；如果最後仍說服不了受訪者，他選擇不用。
Photo Credit:關鍵評論網/李秉芳
關於他對死刑的想法，問他「這個功課做完了嗎？」李家驊直接回答，「沒做完」但緊接著又說「我不會再做了。」不是因為死刑已沒問題可以談，是他開始理解自己：「我理解到我的局限性，我真的能力有限。」
已經在死刑議題沉浸超過十年的李家驊說，他正在寫劇本，希望轉向劇情片；更重要的是他也想把力氣重新放回自己的生活，「可能是中年危機吧？我想要回頭好好處理我自己的人生，很多沒有做好的事情，應該說我想要更自私一點，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我不想再管別人了。」
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改變失去了期待。訪談接近尾聲，李家驊說了一句看似矛盾的話：「我的理智上還是相對樂觀，只是我的情緒很低落。」拍了20多年紀錄片，在死刑議題裡走了十多年，他現在決定先離開第一線，但把時間拉得更長，他仍相信很多事情正在慢慢改變。
「這個世界在往前走啊。」他說，「我們沒有悲觀的權利，我們可以很低落，可是這個世界在進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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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