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紙運動現場（下）：訴求混亂，大多數人只是表達悲憤，但有一刻「站在一起」，也是件好事

• 白紙運動現場（上）：這件事只在狹小的精英圈傳播，想想2019年，香港人不挺是情有可原

在現場，我聽到「寧可先犧牲自由，也要搞定分裂勢力」——Heidi，90後美國

我是台灣人。為了支持中國人要求解封、追求言論自由、反對威權統治的運動，我跟幾個中國朋友一起翹課，開三個多小時車，從奧爾巴尼到紐約參加集會，我希望參與這個時刻。我很珍惜從天安門學運以來，第一次機會，中國人終於能喊出「我們要自由」。

大一那年，我第一次參加社會運動，台灣的太陽花運動。後來一直關注台灣、中國、香港議題，包括反送中運動。今年我們在奧爾巴尼組織了《時代革命》的放映會，發現其實有些中國人很關心香港議題，且願意參加。所以我一直懷著強烈期待，能看到這一天。

但現場一件事讓我感到震驚。當時人非常多，我站在較後位置，很難聽清台上發言。可能是看到來了很多維吾爾、西藏、香港和台灣人，一群站在我旁邊的男士，上一秒還一起高喊「我們要自由」，下一秒突然説，寧可先犧牲一下這些權利，也要搞定分裂勢力。

我愣住了，很憤怒：我們剛剛才一起喊出的自由，是同樣的意義嗎？我們剛剛一起喊出的人權，是同樣的意思嗎？

這刻我很懷疑，我們是否在説同一種語言；我們喊的是同一個口號，但顯然我跟身邊人期待的很不一樣。

我對這個集會和中國人的支持，是基於對人的關心、對人權的支持。如果一個人相信的民主自由的意思，是人人自己定義想要的生活方式、尊重彼此的選擇，那怎麼會覺得統一台灣或鎮壓香港是自由的展現呢？

如果我們一起追求的，是政策需要真正考慮並尊重「人」；如果無論自認為是中國人、台灣人、香港人、維吾爾人，每一個人，都生而該被賦予自由，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並有資格如其所欲表達，那麼，誰來定性什麼叫內亂或分裂？

憑什麼？憑你是中國人嗎？我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我就活該要被導彈打？這是人民做主，這是尊重自由嗎？你們的自由才是自由，我們的就不是嗎？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是，中國還有很長路要走，我也不是非得想這麼多，反正死的不是台灣人，自殺的不是台灣人，防疫政策導致經濟困難或親友死亡的也不在台灣，我可以不用在乎。

但我在乎。我之所以在乎，甚至感同身受，想要站出來表態，根本無關國籍，我在乎每個因不平等政策死去的人，在乎應該獲得正確訊息的人，所以來到紐約。我對紐約期待很高，覺得來這裡的多是精英，會讀海外文獻，會反思。難道聽中國政府説什麼就是什麼嗎？

我憤怒的是，難道這場運動呼籲的「自由」如此廉價，這場運動的反思如此單薄？每一滴血，每一個死去的生命，都是一樣的，同樣都是底線。不是嗎？

我不知怎樣回應，就遠離了他們，後來才開始慢慢處理自己的情緒。説到底，這場運動中國人是主體，之後可能有更多鎮壓，是你們需要繼續揹負接下來的事。我還是願意支持中國人抗爭，但很多問題需要你們內部討論和反思。

我也想過，只有中國民主化，台灣才真正安全，身邊的人都有同感。但第二句話是，推動民主化過程中出現的衝突，很容易讓台灣變成一張安全牌被打出。

畢竟極權需要重新獲得合法性，以及團結內部，最簡單方法就是對外開戰。台灣永遠是開戰的第一選擇。我擔心這個運動會促進習近平攻擊台灣的意圖。除非運動有持續的能量，讓他自顧不暇；但更可能的是，矛盾被轉移到台灣，他通過打台灣，收穫很多民意支持。

局勢還在持續變化，現在説什麼都還太早。

我沒有勇氣帶頭，但一定會加入——海怪吳，90後上海

我相信絕大多數人中國人都認為線下抗議很難再在這個地方發生，尤其1989年之後，即使有那麼大部分人想這樣做，即使有大部分人內心仍充斥理想主義，但我們沒人真正有勇氣再帶頭這樣去做。

直到這次上海烏魯木齊中路上大家自發悼念開始。我不清楚之後在場群眾如何從悼念形成集體抗議，但當時在朋友圈刷到後，我知道我不能不參與。無論從對我的個體意義來説，還是這次抗議的歷史意義來説，我都必須和大家站在一起。

這無關我是否有勇氣，而是作為一個人類，看到、感知到殘暴的事件後，本能應該去吶喊的。而且，這是如今中國人在困境當中的重要突破，無論結果如何，這樣的抗議也需要出現，需要被大家看到，我必須必須參與其中。

這是我人生第一次參與這樣的行動。我的政治啓蒙大概是在16、17歲，當時認識了一個香港的朋友，他讓我在Youtube看了天安門事件的紀錄片。

我覺得自己是個非常理想主義的人，我想這樣做很久很久了，只是我不是有勇氣敢去帶頭的人，但如果有這樣的聲音，我是一定會加入的。可能很多人連到現場都不敢，但我相信勇氣是可以從一個個體感染另一個個體，直到變成了群體的，所以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這樣做。

我是一個人去的，出去時也沒什麼擔心，也不害怕，立馬打了輛車去，在車上心急如焚，生怕到了群眾已經散去，那時就是有種召喚感。那條路聚了太多人，快到時非常堵車，我讓司機放我下車，一路幾乎奔跑著到了現場。奔跑時的感覺讓我想到婁燁電影《頤和園》裡的大學生，我好像在那刻身同感受到了。

當時手裡還拿著當晚朋友還我的書，李滄東的《燒紙》。

到現場後，我沒到最前面去。我所在的周圍大家都在理性抗議，喊的口號有「健康碼操你媽、保持憤怒、為人民服務」，有人舉著白紙，有人拿著手機記錄眼前一切，至少我感覺挺齊心的，周圍也沒人在故意搞什麼事情。站在原地時還碰到好幾個朋友，我就和朋友們一直站在一起。

我是基於對防疫手段的不滿去的，後來上升至「共產黨下台」，我表示理解，但就沒再跟著喊了，因為我的認知是這樣的事不會一步到位，對我個人來説，能做的就是表達出這次的訴求就好。

但有人喊出「共產黨下台」，我一點都不驚訝，我內心當然也是如此希望的，只是覺得每次訴求要準確，這個事情剛開始，也不會一步到位。

至於秋後算帳我是不擔心的，因為認識的、不認識的跟大家站在一起，反而安心。在一起很重要。對這次抗議，我的看法總體是樂觀的，至少這麼多年後，覺得在中國不可能再發生的事，真正的發生了！儘管只持續了兩天。之後會怎樣發展不好説，但一旦再有類似事情發生，就很難壓住大家了。

一步到位表達要求共產黨下台的話，很可能引起國內民眾反彈——費列克斯小夥子，90後日本

我來日本留學快三年了，我的政治啓蒙其實挺早，大概初中開始萌芽。中共的政治課本里寫「為人民服務」、「選舉人大代表」、「共產黨為人民」之類的，當時我真的信了，所以現實與這些理念嚴重偏離時，本能地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加上家裡有人在體制內，我從他們的聊天中知道了更多。

烏魯木齊大火的一觸即發其實很好理解，可以理解為一次小規模的「總爆發」。已經「反人類」封控三年了，各種悲劇層出不窮，雖然中國人確實健忘，但是恐懼會深埋心底，總有一天會因為某個事情引爆這種恐懼，烏魯木齊火災就是引爆恐懼的種子。各階層都有封控下痛苦的共同記憶。

我去悼念的原因很單純。每天有大量令人憤怒的截圖流出，我恰好看到一個近乎法西斯的言論，是核酸利益相關者要求繼續封控，絲毫不管民眾死活。加上我本身不想再無底線懦弱下去，所以看到活動相關消息就去了。

以前完全沒參與過這樣的行動，是第一次參與，但就算人在海外，肯定還是會擔心，畢竟最近看到中共在海外壓制人權的手段。到現場時，氣氛確實熱烈高漲，人挺多的，有六十人吧，我本來預期可能只有二十來個。我不認識現場的人，但有種連結起來的感覺。對我來説，這是第一次這麼互相信任、最大限度地互相支持。

如果一定要説我的訴求，就是希望多個人、多一分渺茫的希望，我想盡綿薄之力促成國內解封、不核酸，就算不行，至少做到日本、台灣、韓國的防疫模式。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很多人喊出「共產黨下台」之類的口號，我承認我也想這樣，但很擔心現在的趨勢，我知道現在絕對不是時候，如果搞不好的話，這會造成⋯⋯類似六四的結果，雖然時代變了，不會那麼嚴重，但肯定會導致流血。

現場其他人喊「共產黨下台」時，我就感到顧慮了。我希望在海外參與能實際幫到國內人的訴求，中策和上策應該是要求解封、要求不核酸，最差也是要求財政賠償火災受害者，且有限度地要求習近平下台。

目前一步到位表達要求共產黨下台的話，很可能引起國內民眾反彈，畢竟經過長期的洗腦教育。這不但幫不到他們，也會加重國內和海外華人的對立情緒。我真的希望我們可以至少先成功，拿到一次階段性重大勝利。

我理解海外小粉紅的心情，但那種「強大」不正義——萵苣，90後台北

我來台灣讀書數年了。從小的環境是主流中國教育，但裡面還是有民主、人權的，除了那套「大外宣」的東西，我其實真心相信裡面的價值。

我的啓蒙來自於我在微博就一些公共議題發表看法時遭遇審查。這對我來説是個重擊。我如今是個寫作者，不斷跟審查玩捉迷藏，過程中也累積了一些鬥爭經驗。

關心議題的人會慢慢知道「線」在哪，自我審查不一定讓我們聲音變小，也可能讓連結變廣，這是在高壓下發聲的不得已。那對我來説，是一段在中國參與行動的記憶。

但這種同仇敵愾的密碼，慢慢不奏效了。從反送中運動到疫情，我微博屢次被禁言，一年又一年半，它會追加責任，半年前發的還數罪併罰。所有發聲渠道都關閉，最後只能剩下白紙。

李文亮的事也讓我很衝擊，我跟朋友到平溪放天燈，周圍人寫的都是發大財什麼的，我寫的是「李文亮平反」跟「新聞自由」。

一開始來台，有段時間很失望，因為我沒來過台灣，本以為是自由民主很友善的地方，結果大家聽我的口音，仇中情緒就多少起來了。後來我認識的朋友變多，大家認識我的脈絡、觀念、更多的中國議題，我突然意識到，我好像也要承擔這個仇恨。

有一次在公開場合，大家都不太説話，我得主持，就開口説：「大家好，我是敵國人」，場子一下融化了，大家都在笑，那瞬間我突然意識到，我只想到自己是兩岸關係的受害者，大家的反應、敵對的情緒其實也是受害的結果。所以我選擇承擔這件事，既然我是這個身份，那我就更多地去交流這件事。

所謂「海外小粉紅」現象一直是我覺得很微妙的。我從自己的經歷裡，理解了大家出國後被排擠、貶低，很想要一個強大的事物推著你的心情。但我的想法不是這樣，對我來講，那個「強大」是不正義的。

我觀察到有台灣的大學的同學關心這件事，我很感動，因為我知道他們的成長中，一直被中國壓在身上。有些人當然會覺得「關我屁事」、或「這不是場有效的民主運動」、「你們最終還不是想要統一」。

可我其實就想分清楚，起碼我的（中國）同温層裡面，（朋友們）不是暴力去對待台灣議題，而是尊重台灣的民主，也想讓台灣人自己作主。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大學生很體貼。就是會體貼我們的情況吧？沒有想把議題變得更危險。但這也很諷刺，因為你在中國，想要任何基本權益，都會變成跟整個政府在對抗。

我希望這場運動是多元又不分裂的。但可能我比較悲觀，看到各式各樣的運動最後總會變成黨同伐異的過程。雖然也許不會實現，但我的訴求可能是希望中國民主化，這可能是個特別像美夢的想像。

我希望把基礎的訴求做好——釋放學生、科學防疫、警察道歉。至於更激進的訴求，我自己沒什麼反對的感覺。這是個大壩潰堤的過程，它不該是個問題，而是責任，是身為運動者的責任，去釐清，去表達，去溝通。

Photo Credit: 中央社

我不抱任何期待，只想表達悲憤——木晴，00後大學生香港

我的政治抑鬱可能有四五年了，在疫情前就開始，已經習慣了。

Metoo運動是起點，而影響比較大的可能是2019年夏天，那時在香港，當時不完全理解發生的事，但直覺認為並非像內地朋友想的那樣。所以每天看到內地社交媒體的新聞，都很痛苦，也試過和朋友討論而被人身攻擊、甚至被貼到網上。

2020年疫情爆發，內地社交平台充滿不斷被刪除的求助信息和視頻，李文亮醫生的死也很影響我情緒，每天哭幾個鐘頭。我自身經歷的不多，但我沒法不去聽遠方的哭聲。總的來説，17歲後我就再沒有開心過。我很悲觀，覺得自己改變不了什麼，但我堅持這種痛苦是必要的。

那晚我在中環悼念火災死難者，現場很平和，大家很有秩序也很安靜。我聽説悼念有經過許可（編者注：實際上活動並未獲得許可），警察也沒有立刻干預，和我想像的不一樣。本來只想放下花就走，但看到大家都靜靜地站著，也忍不住多站了一會。

跟內地相比，香港悼念規模算很小，感覺記者比悼念的人還多。他們絕大部份都是説普通話的內地學生，大家都有點害怕，但站在一起感覺會好些。還未到八點，警察以「限聚令」為由清場。離開後，我聽説有「小粉紅」毆打參與者被抓，感覺蠻丟臉的。

對於內地「道歉、復工復產、廢除監控、廢除核酸、言論自由」等訴求，一方面我覺得提煉得準確，但另一方面，那些犧牲、受傷讓我很難過。無論是烏魯木齊大火死者，還是廣州南沙上吊的女子都讓我很痛心，不表達出來我會良心不安，沒法繼續看似正常地生活。

可能見過這幾年種種犧牲的人，深陷失望，我已失去提出「訴求」的動力。無論什麼訴求，在此地都無法實現，也不抱任何期待，可能我只想表達一種悲憤。

我明白很多人只是因為封控、核酸不滿，無法將這些事和真正的「大象」聯繫在一起。我們生活在一個缺少公共生活、實踐機會、稍稍動作就得付出很大代價的社會。「不熟練」很正常，我同温層的朋友其實都比較悲觀：造成改變需要策略、節奏、極團結的抗爭，我不認為這樣生疏的實踐可以做到。但這無礙它造成一些壓力。

在如今的中國，能看到那麼多勇敢的人，已經是件離奇的事。我覺得那是種好的練習，至少可以慢慢習慣通過反抗獲得想要的改變。就算不能，在這段歷史中，我們有一刻「站在一起」，也是件好事。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登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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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偉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