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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Chris Zhou （獨立研究者，跨國商業與風險診斷顧問）

根據經濟部投資審議司與中華經濟研究院（2026）統計，2025年台商對中國的直接投資占比降至3.8%的歷史新低，核准投資總額僅14.98億美元；同一時間，中華經濟研究院（2025）調查顯示，2018至2025年間台商在東協的投資家數累計成長53%，總數突破6200家，其中越南占55.8%、泰國占23.6%，合計占台商東協投資家數79.4%，接近八成。

從宏觀資金與產能的移動來看，「台灣產業正透過布局東協降低單一市場依賴」儼然成為主流直觀認識。然而，更多微觀數據卻指向更為複雜且具黏滯性的事實：在表明考慮或已經著手調整中國布局的台商製造業中，高達52.8%的企業首選將產能移往東南亞（東協），選擇將產能回流台灣的比例則僅占22.6%，而非全面退出（CSIS，2024）。但同時仍有上千家（1214）指標型上市櫃企業（金管會，2026）以及大量中小台資企業維持實質營運，台商外銷訂單在陸港生產的比重也從過往近五成降至約26.2%的歷史新低（經濟部統計處，2026）

但問題是，在台商工廠南遷之際，中國對東協的全年雙邊貿易總額升至1.05兆美元，其中中國出口約6652億美元，且以電子零組件、半成品、生產設備等中間投入品為主（中國海關總署，2026；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相關分析）；東協部分國家製造業出口中所含的中國增加值占比偏高並呈現持續上升趨勢（附加價值貿易TiVA，東協與中日韓宏觀經濟研究辦公室AMRO，2024）。僅以越南為例，隨著鴻海、立訊等大廠產線移轉，中國對越南出口已達約162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越南更一舉超越日本成為中國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且成長最快的前十大商品多為中上游零組件（中國海關總署，2025；彭博社BBG，2025）。

台商的工廠搬走了，但上游供應鏈從來沒有真正離開。

本文核心反思是：若將產能的「物理位移」直接等同於供應鏈的「實質脫鉤」，不僅低估區域經濟相互綁定的複雜性，更將忽略一組正在浮現的新型跨境治理挑戰：當台商在東南亞落地，企業總部與海外據點的資訊落差、區域規則的參與邊緣化、地緣風險的連動傳導，正共同構成一套容易忽略但正在浮現的新型跨境治理挑戰：「跨境供應鏈盲區」。

貳、跨國企業的「治理盲區」：東道國政策的多重影響

對跨國企業而言，真正的風險往往不是已公開的法規調整，而是東道國政策可能受到第三方國家的經濟合作、外交互動、產業政策與安全考量等多重因素影響，企業總部卻難以及時掌握這些變化。

當台灣企業總部與海外據點存在資訊與溝通落差，又缺乏正式國際政策參與管道時，跨境資訊取得成本便會上升。這使得企業評估海外政治合規、稅務風險與政策走向時，決策依據透明度不足，最終形成跨國管理中看不見的「治理盲區」。

參、現象解構：供應鏈演變、法規架構與系統性風險

一、供應鏈重組下的「黏著度盲區」

中經院與相關機構（2025）針對越南、泰國台商的實地調查顯示：已在東協設廠的資通訊與電子零組件台商，生產所需的上游原材料、關鍵零組件與半成品仍高度依賴從中國進口；紡織、製鞋等傳統產業，自中國採購上游原料的比重通常更高（中華經濟研究院，2025；全國工業總會，2025）。

與此互為表裡的是，世界銀行（2024）最新全球價值鏈報告指出，隨著外資組裝線大量移入，一件標註「越南製造」的出口商品，「其實質國內附加價值已進一步被稀釋降至約 40–45%，意味著高達約55–60%的產值仍高度依賴進口的零組件與設備（參照TiVA、AMRO相關數據估計）」，且其最主要供應源依舊為中國。外資企業甚至主導了越南73%的出口份額，而本土企業的供應鏈參與率則腰斬至18%的低谷（世界銀行WB，2024）。這意味著主導越南出口的其實是跨國生產網絡，而非越南本身的產業實力。一旦上游供應出現斷裂，出口動能將直接受損。

這代表中國的角色已從「終端組裝基地」，轉變為向東南亞輸出上游零組件與完整供應生態的核心節點。中資企業跟隨訂單進駐越南、泰國，本質是在重塑區域供應網絡版圖。對台商而言，工廠位置移動了，但原材料供應、系統串接、物流配合與資訊掌控仍高度嵌入這一網絡，形成實質上的管理困境。

此一現實問題導致台商陷入了夾心餅乾的「合規夾縫」：一邊是美歐客戶愈來愈多的「非中國製證明（Non-China PNS）」，尤其是美國於2026年7月23日突然宣布、並於24日凌晨12:01（美東時間）正式實施的Section 301全面性關稅機制（依據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最終公告），透過防堵強迫勞動等合規名義，實質上在中國商品現有的高額關稅基礎上，再額外疊加 12.5% 的懲罰性關稅。

更重要的問題是，此法將越南、泰國等東協國家同步列入12.5%的最高稅率組，嚴重限縮了台商過去利用東協進行簡單組裝來規避美中關稅的模糊空間，逼迫供應鏈走向更實質的在地化與合規布局。但是，另一邊卻是移轉至東協後，短期內根本難以斷絕的中上游中資供應鏈。這種「前端組裝合規、後端實質嵌入」的拉鋸現狀，不僅推高了企業在洗產地認定與供應鏈稽核上的法律風險，更讓「友岸外包」的政策理想，在實務操作中可能變形為虛有其表的物理搬家。此外，截至本文完稿之時，中國尚未採取反制措施，然未來是否採取反制措施仍具不確定性，一旦出現，將進一步加劇區域供應鏈的波動與台商的合規壓力。

二、多邊規則下的法規不確定性

透過RCEP等多邊協定，中國與東協已建立更高度整合的區域貿易規則體系，包括統一關稅減讓與原產地認定標準。受限於政治現實，台灣難以正式參與這類機制，在規則制定、資訊預先取得與政策協調上處於邊緣位置。

這種落差直接反映在企業成本上：東協與中國更新的優惠稅率、合規門檻，對台灣總部而言形同「政策黑箱」，企業需付出更高代價才能取得同等資訊，不僅推高跨境稅務與合規的隱形成本，更讓經營決策容易落在資訊落後的被動處境。

三、區域安全與供應鏈系統性風險

2025年底在台生活與工作的東協移工與僑民超過84萬人（勞動部，2025），加上留學生與新住民接近100萬人（內政部移民署，2025）；與此同時，南海航道承載全球超兆美元貿易額、約三分之一貨運流量（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2025）。隨著區域安全情勢聯動性上升，各國政策調整的不確定性提高，企業更難預測未來營運環境。

一旦緊張升溫，東協國家可能同時面臨僑民安置、能源供應、物流中斷等多重壓力，政策優先順序隨之調整。對跨國布局的台商來說，這早已不是單純的勞動力管理問題，而是直接衝擊營運連續性的系統性風險，也是最容易被常規風險評估遺漏的盲點。

肆、結論：從「產能分散」走向「智慧跨國結盟」

僅靠資本與產能南遷，並不會自動帶來本質性的風險分散。台商在東協的物理布局雖已逐步成形，但上游中間品依賴、資訊落差與規則邊緣化所構成的「跨境供應鏈盲區」，仍持續存在。若不及時正視，南遷只是把風險從「單一市場依賴」轉換成「隱形的跨國治理風險」。

本文主張：企業總部應立即建立常態化地緣政治與供應鏈風險評估機制，將區域政策動向、外交關係變化、南海航道安全、勞動供給穩定度，以及中上游中資供應鏈的暴露程度，一併納入營運決策，而非僅聚焦成本與市場。同時，須強化總部與海外據點的資訊對接，降低資訊不對稱及治理盲區。

在戰略選擇上，應逐步超越「垂直管理、獨立布局」的傳統模式，積極推動與美、日、歐及東協在地企業的實質跨國結盟，例如共同投資馬來西亞半導體封測、泰國綠能與關鍵零組件在地化、或與歐美客戶共建可驗證的非中國供應鏈體系。透過多方利益深度綁定，提高單一政治力量干預的成本，才能真正把「友岸外包」從虛有其表的物理搬家，轉化為具備韌性的實質脫鉤。

台灣加油。

＊參考數據來源（因訪問權限及數據可得性原因，含非直接數據）

台商南遷東協就能「脫鉤」？小心看不見的跨境供應鏈盲區

貳、 跨國企業的「治理盲區」：東道國政策的多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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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結論：從「產能分散」走向「智慧跨國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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